同治皇帝 同治帝自愿为妇

乾隆之后的皇权继承者们，似乎都被皇权的繁华与寂寞所吸引，纷纷走上了崇尚男风，以同性恋为乐的道路。清咸丰帝奕詝，他的生活之中便与优伶有着深厚的同性恋关系。例如，全国闻名的小旦朱连芬，便时常被召入圆明园，侍奉皇上。这些皇室的同性恋行为并不总是秘密的，有时也会被外界知晓并引起争议。比如那位姓刘的大臣因对咸丰帝的行为进谏，却被革去了职务。

同治帝载淳，他的生活更是引人注目。他曾在十九岁那年假扮富商，微服出宫，在一个酒店中遇见了一位从河南来的书生，两人之间发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的关系甚至在大街上手拉手、相互拥抱地招摇过市。此事最终被传回宫中，引发了宫廷的震动。那个书生也因为这段关系，匆忙回乡，从此不敢再进京应试。

宣统帝溥仪的生活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在小时候就有同性恋的倾向，甚至在成为平民后，对来访的记者坦诚承认了自己的过去。他不仅喜欢手淫，更喜欢把漂亮的小太监叫到身边，进行某种特殊的亲密行为。这些行为，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同性恋，可以说是双性恋的表现。

乾隆大帝的时代可以被认为是清代男风之风的开创时期。在这个时期，男风不仅盛行于京城和商埠，甚至边疆农村也深受其影响。不仅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连官吏、名士、民众也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

清代官员的同性恋行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们常常拥有自己的侍童、侍官、侍员，常伴左右；二是他们喜欢玩弄优伶，这种行为甚至蔚然成风。例如，名伶于庄儿与立侍郎、余御史等朝廷重臣的同性恋关系被公开报道，被视为风雅脱俗之事。当时的京师大臣几乎无不以召伶侑酒作为夜生活之一，这种同性恋的活动甚至连宫中太监、满族贵胄也无一不好。

清朝的许多文人学者也对此津津乐道，或本身就是同性恋者。例如清初著名的诗人、画家吴梅村就公开称颂男色，他的诗歌描述了人们对某个男子的迷恋程度比今天的影迷对电影明星的迷恋还要强烈。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在晚年依然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也意识到这些关系多数是基于金钱的交往，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

多年之后，他瞥见一名衙役在前领路，其身影酷似五凤，这一幕让他黯然神伤。回忆的潮水涌来，他想起曾经宠爱的五凤，那个一直陪伴他、融入他生活的灵魂。于是，他提笔写下了《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的诗篇。诗中，“口辅依然性亦温，蹉跎吮笔墨花痕。可怜三载浑无梦，今日舆前远返魂”，以及“乍见心惊意更亲，高飞远鹤未依人。楚王幽梦年年断，错把衣冠认旧臣”，这些美丽的句子，如同清泉流淌，充分展现了他深藏的同性恋情感。

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张船山，他对文学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诗篇，更在于他在《赠高兰墅同年》的诗序中揭示了一个秘密——高鹗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执笔人。这一发现让四海之内的文人骚客为之震撼，许多人纷纷作诗撰文，甚至愿意化为妇人，为他效力，侍奉左右。这种心态实在奇妙，展现了张船山的魅力与影响力。

不只是名士之间，在民间，男风也颇为盛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新疆吉本萨地区的屯兵张鸣凤与一个老头之间的故事。而袁枚的《子不语》更是描绘了两个美少年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如何抵抗恶棍的侵犯，最终获得邑人的怜悯和尊敬。这些故事都展示了清代男风之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皇家的喜好往往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当乾隆皇帝痴迷于同性恋，整个大清王朝仿佛刮起了一场男风飓风。如同对玉器的热爱、对杨贵妃的痴迷一样，皇家的喜好被臣子效仿，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又担心被汉化。于是同性恋在这种背景下变成了一种默许的性方式。为了吸取前朝荒淫腐朽的教训，清王朝曾严禁官吏狎妓，同性恋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合法的泄欲途径。

明代覆亡后，许多遗臣和文士既不愿侍奉新主，又感到无力回天。于是他们选择寄情声色以自娱，狎妇童、醉醇酒成为了他们的政治逃避方式。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沉迷于声好可以使人失去造反的动力。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反映了社会的深层矛盾和人们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