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干群心情变得沉重一味摸上级的底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深度剖析了庐山会议的影响。这次会议于1959年7、8月召开，旨在纠正实际工作中尚未消除的“左”的倾向。会议初期，方向明确，成果显著。中途遭遇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挑战，使得会议焦点转移，转向了击退这一进攻。刘少奇的报告强调，庐山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有必要的，但同时指出，将斗争重心完全离开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是不恰当的。

报告传达至县以下级别时，掀起了一波反右浪潮，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使得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得以滋生，党内是非混淆，生活不正常。对此，报告的态度是必需的，但对具体执行方式的反思也是必要的。

七千人大会对此问题亦有广泛讨论，意见尖锐。例如，来自东北的同志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左”，因此在县以下乃至县以上都不应反右，而应反“左”。这种看法显然超出了报告的范畴。

报告还引述了其他部门的观点，煤炭部将生产情况分为三个阶段，福建有人形容“共产风”对农民的影响日益严重。国家机关有人指出因反右倾扩大化导致的党内出现四不讲现象。广西的与会者则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左”还是“右”提出质疑，他们希望过去受到不当处理的干部能够得到甄别和名誉恢复。

也有与会者认为报告对庐山会议的反右斗争写得不够充分，认为这一斗争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尽管这种意见在当时占主导地位，但报告最终并未完全采纳这一观点，说明报告还是留有余地的。报告指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进攻是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来达到其篡党目的的行为。报告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本文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更多关于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历史变迁，请关注相关频道以获取更全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