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犯罪论范导刑事裁判文书说理

阶层犯罪论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影响

拜读车浩教授的《阶层犯罪论的构造》后，深感其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影响。在阅读此文之际，正值笔者整理《认真对待理由——裁判文书说理23讲》书稿，自然引发了笔者对阶层犯罪论与刑事裁判说理的关联性思考。

一、对裁判文书“说理部分”整体结构的影响

阶层犯罪论对裁判文书“说理部分”的整体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相关文书样式要求，裁判文书主要由事实、理由、判决结果等部分组成。其中，“理由”部分是判决的灵魂，运用犯罪构成理论阐述案情特点、公诉指控是否成立等核心内容。目前司法实践中，以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顺序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占据主导地位。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开始在裁判文书中显现其影响力。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就根据其逻辑来认定行为性质或裁量刑罚。

二、对裁判文书说理思维的影响

车浩教授的阶层犯罪论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更在思维方式和判断规则上给予法官重要指导。其提出的“要素集合”和“位阶体系”为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提供了严谨的逻辑结构。阶层犯罪论的逻辑位阶及其内含的具体判断/思维规则，如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具体判断先于抽象判断等，使得这一理论在体系化方面优越于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

随着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深入研究，其包含的构成要件理论、客观归责理论、违法性理论、责任理论等，必将成为法官在分析整理个案裁判中的事实认定和刑法适用问题的重要工具。例如，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法官结合“客观归责理论”，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是否存在足以中断因果链的第三者介入因素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

阶层犯罪论不仅对刑事裁判文书的整体结构产生影响，更在思维方式和判断规则上引导法官更加严谨、公正地进行裁判。随着研究的深入，阶层犯罪论必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深入分析和理解案件事实，运用阶层犯罪论的理论工具，法官能够更准确地认定罪名，公正地裁量刑罚，为刑事司法公正贡献智慧与力量。在梁译如针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例研究中，他深入分析了阶层体系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这一体系不仅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形式性的框架，限制了他们对一般交通肇事者的处罚，同时也对抗了法官在处理逃逸致人死亡案件时对法外因素的过度考量，如赔偿额度。这样的框架有助于实现预防风险和保障安全的立法目的，使得司法判决更加透明公正，普通公民也更容易理解和实践法律对其行为的期待。

进一步来说，阶层犯罪论对裁判文书的说理论据产生了深远影响。教义刑法学知识作为法官论证裁判理由的重要论据，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刑法知识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德日刑法知识被引入我国，这些外来的知识需要结合我国的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解读、理解和消化，最终实现本土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知识体系。

车浩教授的阶层犯罪论立足中国司法实践，从构成要件阶层、不法阶层到责任阶层，为法官办理疑难案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例如，在定罪方面，车浩教授的知识有助于法官提高准确性，避免同案异判；在论证说理方面，其深入的分析为法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面对刑法知识的大转型，每位刑事法律人都面临一个选择：是积极跟进“阶层犯罪论”进行论证说理，还是因循守旧、消极等待、固守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

在这个问题上，创新是关键。刑法的发展需要新鲜的血液和创新的思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体系，而应该积极吸收新的刑法知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作出论证充分、说理性强的刑事判决书，为构建具有中国实践品格和特色的教义刑法学提供素材和经验智慧。阶层犯罪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向，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刑事案件，实现公正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