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出嫁需要筹备极为高额的嫁妆！

嫁妆之风，悄然兴起。到了11世纪中期，嫁女的花费已然超越娶妻，成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在那个时代，（989―1052）的义庄支出规则中，为嫁女专门划拨了30贯钱，而为娶妻则只有20贯。这股风气迅速蔓延，以至于许多家庭不得不借债为女儿筹备嫁妆。

蔡襄（1012―1067），这位福州（福建）的州官，曾在文告中疾呼：“娶妻是为了延续家族血脉，而非贪图财富。”现实却与此背道而驰。人们在选择新娘时，不再看重家庭地位，而是紧盯嫁妆的丰厚与否。

一旦嫁妆送到新郎家，便成为他们不断索取的对象。如果嫁妆未能满足期望，甚至可能导致新婚夫妇反目成仇。司马光观察到，这种风气不仅在普通百姓中蔓延，甚至在士大夫阶层也屡见不鲜。他担忧，这样的婚姻将新娘置于险境，更可能引发家庭矛盾。

在司马光的观察中，那些贪图嫁妆的公婆对新娘往往残忍无情。爱女之人们为了保障女儿的未来，只能尽力增加嫁妆的丰厚程度。对于那些贪婪的人而言，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一旦嫁妆用尽，他们对女儿的态度便会大变。

一个世纪后，袁采（约1140―1195以后）指出，如果家庭未在女儿年幼时为她筹备嫁妆，可能不得不卖掉田庐以应付。媒人甚至夸大女方嫁妆来吸引男方家庭。按嫁妆多少选新娘的现象十分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学者（1155―1203）坚决表示自己从未按嫁妆的厚薄挑选儿媳，也从未在儿媳们来到家里后，依嫁妆的多少给予不同待遇。这表明仍有不少人坚持婚姻的真谛，不受世俗风气的影响。

嫁妆的走高并不仅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普通的家庭也开始为女儿的嫁资操心，甚至南方的边远地区十四五岁的穷姑娘们已经开始自己赚钱赚嫁资，以便家庭能减轻负担。

判官们对此现象已司空见惯，甚至不感到惊讶。有的家庭即使无力承担女儿的嫁资，也会为她们提供一块土地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反映出嫁妆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对其的重视程度。

一些官员对过高的嫁妆费用感到担忧，甚至有的姑娘因此无法结婚。一位官员甚至将杀女婴的原因归咎于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这无疑揭示了嫁妆问题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

这种风气的盛行也是士人阶层重视缔结好姻缘的副产品。在其他社会也有类似现象，原因雷同。通过提供聘礼给未来儿媳的娘家，男方可以吸引带着丰厚嫁妆的新娘。但相比之下，嫁妆是从一个父系之家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父系之家，因此在男方眼中，联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尽管新郎的父亲无法控制儿媳的嫁妆，但这份财富终究会传给孙女，对于家长来说，这种好处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