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何治贪难：传统体制默许官员贪污

在专制的社会背景下，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难以实现。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官员的贪污行为被视为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依赖灰色收入来维持生计。传统财政制度漏洞百出，贪污对于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主要是因为儒学价值观的约束以及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严密监视。

在乾隆晚年，这种约束逐渐失效。随着乾隆的统治逐渐走向晚期，官员们开始放弃人格操守，追求现实利益成为他们唯一的指引。此时的乾隆已经精力不济，对于腐败现象的打击不再严厉，甚至亲自带头腐败，这无疑为贪官们树立了恶劣的榜样。在乾隆盛世的背后，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搜刮、聚敛钱财的基数急剧扩大，这为政治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乾隆中后期，腐败现象呈现出惊人的发展态势。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在乾隆前期，贪污案件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涉及金额不大。然而到了中后期，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涉案金额成倍增长。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就能侵蚀公帑数十万两。

腐败官员的层级也在发生变化，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在乾隆前期，被处理的高级官员寥寥无几，但在中后期，从州府到省级大员，甚至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

更为严重的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现出集团化、公开化的趋势。到了乾隆朝，腐败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默许甚至鼓励的行为。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都需要用金钱来打通关节。在这个权力市场化的背景下，不贪污的人在官场中难以立足。腐败者为了自保，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乾隆中后期的腐败现象已经根深蒂固，不仅涉及金额巨大、高层官员纷纷涉案，还呈现出集团化和公开化的趋势。在这个时期，腐败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默许的行为，甚至被视为做官的最高境界。这种腐败现象的盛行无疑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