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哪两位皇帝公开贬低长城？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引发的讨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曾在军区政治部工作，见证了因《》的反传统立场而引发的热议。这部作品歌赞蓝色文明，对黄色文明持贬抑态度，使得黄河、长城这些承载了千年历史与自然遗产的象征，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偶然间，我读到鲁迅的《长城》。这篇载于《华盖集》的文章，让我颇感惊异。鲁迅对长城的评价是贬低与诅咒的，他认为长城“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战友们的热议。不得不说，鲁迅对长城的批判，即使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古至今，修筑长城一直依赖“举国体制”。从秦代到明代，无数朝代的统治者都致力于此项目的建设。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长城背后其实与帝王的意志息息相关。当我们谈及历史上的伟大君主时，“秦皇汉武”常常跃然心头。但在修筑长城的问题上，“秦皇”与“汉武”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至于“宋祖”，其疆域有限，却挖了一些地下长城作为防御之策。

而在所有帝王中，唐太宗对长城的态度颇为独特。大唐帝国是在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执政之初，鉴于前朝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并不积极。突厥屡次侵犯边境时，他并未选择修建长城作为防御之策，而是委派李勣镇守边疆。在他看来，人才与人心的重要性远胜于长城。事实上，唐朝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靠的并非长城。

另一个贬低长城的领导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清朝取代明朝后，康熙皇帝对长城的防御功能有着更直接的体会。面对长城边墙的倾塌，他并未选择修复，而是强调修德安民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望于某项“安全设施”，真正的安全来自于民心。

长城作为历史的产物，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反映了不同时代领导者的治国理念与战略眼光。从唐太宗到康熙皇帝，他们对长城的评价与态度，都体现了对人才、民心与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刻洞察。这种洞察，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康熙皇帝深谙“民为邦本”的道理，这一理念源自古老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他的智慧眼中，“守国之道”其实就是“修德安民”，他认为民众的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固的基石。他深知“众志成城”的力量，相信只要民心凝聚，边境自然坚如磐石。对于兴工劳役，他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时刻警醒自己，这些举措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因为“民心悦则邦本得”。这样的皇帝，其见解之深刻，实属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康熙皇帝对长城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曾赋诗讽刺长城的修建，指出其背后是巨大的民力和财力的消耗，质疑长城是否能真正保护国家的安宁。唐太宗和清圣祖这两位杰出的领导者，都同样重视民心与人才，他们开拓了历史上国势、版图、文化的强盛与繁荣。与那些只知躲在城墙后面，或者连城墙都已失去仍沾沾自喜的领导者相比，他们显然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长城，这座绵延万里的古老建筑，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它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历史的见证。长城的兴衰与王朝的更替紧密相连，它见证了和亲出塞与大漠长风的交融。千百年来，长城在国人心中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它承载着统一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开拓与守成等多元的意义。而关于长城的争议与纠纷，似乎都源于人们赋予其太多的灵魂与感情。

这座砖石建筑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物质、历史或文化层面的意义，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无论是颂扬还是批评，长城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见证了我们的历史，也寄托了我们的情感。在风声中，我仿佛能听到长城的诉说，它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也诉说着未来的希望。在这份沉甸甸的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我们更应珍视和传承这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