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为何活活烤死亲叔叔并杀他家满门

朱高煦单独出城后，被城外的官军迅速制服，随即被押送至朱瞻基的军帐前。朱瞻基命令扈从的御史于谦当众宣读其罪状。这位于谦，便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英勇就义的兵部尚书，曾写下《石灰吟》的忠诚之士。据《明史·于谦传》记载，他义正词严的言辞使得朱高煦伏地战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要求皇帝“大义灭亲”，对朱高煦的行为进行惩处。

朱高煦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或许此时的朱瞻基觉得就这样直接处死一个亲叔父似乎不太合适。他考虑了祖训中对亲藩的处理有既定法则，因此拒绝了群臣的强烈要求。朱瞻基让人将群臣针对朱高煦谋反的奏章拿给朱高煦看，并命令其写信召回他的诸子到京师。他派遣亲信内侍前往汉王府，安抚宫眷，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韦达等人。

朱瞻基的大军在乐安停留了三天，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在各郡县的儿子们一一抓获。在这三天里，他安排了官员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并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在八月二十三日，他以胜利的姿态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并分派官员告知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等，详细通报了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他对朱高煦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令其同宫眷居住在北京，作为对亲情的一种维护。

随着征讨大军的班师回京，天气久日不雨的天空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大军在乐安不远的一处停留两日。之后，在献县单桥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的问题上，朱瞻基斟酌了两天。当大军终于回到北京，朱瞻基亲自祭告天地、宗庙，并向社稷行谒谢礼。在朝廷之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及文武廷臣纷纷奏请对朱高煦的叛逆行为进行严惩。朱瞻基仍坚持国家对待宗藩有祖训不可违，下令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

对于谋逆之人，朱瞻基并未完全姑息。他下令处决了朱高煦的追随者，包括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等人。此后，因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数百人。与此对于随其亲征的人员，朱瞻基则按照官阶大发红赏钱，并对文武官员进行了赐宴和彩币等赏赐。

整个事件展现了朱瞻基在亲情与国法之间的挣扎与权衡，最终他在坚持祖训的也展现了对叛逆行为的严厉打击。在封建社会，权力斗争和家族纷争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皇亲国戚间更是如此。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乐安州的“同逆”亲属分配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做奴婢，这一行动无疑彰显了当时“谋反”行为的严重后果。与此朱瞻基在忙于处置乐安附近的军队调防事务的也不忘亲自撰写《东征记》，详细记录朱高煦的罪行以及朝廷行动的合理性。这一举动不仅凸显了朱瞻基对于此次征伐的决心和合理性论证，更是为了强化朱高煦谋反罪名的认知度，为自己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

朱瞻基对朱高煦的行动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一方面他需要削藩以巩固自己的皇位，另一方面却又在对待自己的亲叔父上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压力。这种矛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他主动宣示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时表现出的微妙心态上。在内心深处，他或许对自己对叔王的强硬态度有所愧疚。当他在班师回京后拒绝诸王的庆贺之举时，一句“中心愧之”，可能掩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境和内幕。

朱高煦被押至北京后，其命运可谓悲惨。被削去王位、废为庶人后，他被迫居住在朱瞻基特意为他建造的牢舍——“逍遥城”。据传朱瞻基曾亲自探访他，然而叔侄两人的眼神交流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家族恩怨的碰撞，另一方面则是对当前处境的无奈和对未来的绝望。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

在某一刹那，朱高煦仿佛化身为帝王，其话语之中充满霸气。他冷冷地宣告：“我不仅是你的主宰，能把你束缚在此，更能在任何时刻取你性命，连同你的妻儿。”

这番话一出，性情暴躁的朱高煦已然愤怒至极。他猛然抬腿一扫，尽管带着，但他的力量源自多年的武术修炼和积压的怨气，这一扫竟然将朱瞻基远远摔出，让他狼狈不堪。侍卫们急忙上前，试图按住朱高煦，同时扶起惊惶失措的朱瞻基。但朱高煦的力量犹如狂兽，几个侍卫根本无法制服他。

朱瞻基在混乱中闪避，脑海中迅速思考对策。他命令搬来宫殿门外重达数百斤的大铜缸。众人合力将朱高煦反扣在其中。但朱高煦的体力超乎寻常，他竟能将铜缸顶起，对着周围的人猛烈冲撞。情急之下，朱瞻基心生毒计，命令搬来木炭，将朱高煦围困在燃烧的炭火之中。

大铜缸在火势下逐渐泛红、塌陷、熔化，朱高煦在熊熊烈焰中挣扎。这一幕令人想起当年被朱棣击败的建文帝朱允炆，同样与火结缘的朱高煦，如今也在烈火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铲除朱高煦后，朱瞻基斩草除根，将他的婶子、堂兄弟以及所有儿子统统处死。朱高煦共生有十一子，他们的名字都与朱瞻基有着血脉的关联。他们的命运却与父亲截然不同。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他们和母妃韦氏是如何被杀戮的，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帮助父亲朱棣夺得江山的朱高煦，结局却是惨遭灭门。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虽然夺得了江山，但所传三支中的一支终遭灭绝，这是他所得阴报和付出的代价。

以往关于朱高煦的记载和描述多是片面且不全面的，受到“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从少年时代的轻佻言行到最终刻画出的莽撞无能形象，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的观察结果。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已经指出，这是史家的“严辞溢恶”，不可全信。据香港学者赵令扬先生考证，历史上的朱高煦并非完全一介武将，他的诗作和书法都有相当的造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订正了正史中对他的歪曲和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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