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为何不当官：小官太累不屑作 大官危险害怕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读书人一直将庄子视为精神追求上的至高境界。这种崇高的文化地位，源于庄子所倡导的“超越形体，抛弃聪明，离形去知，融入大通”的哲学理念。进入“坐忘”境界的庄子，象征着彻底摆脱世俗、心灵自由的象征。庄子一直是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和效仿的“图腾”。

对于读书人来说，庄子的人生哲学，那种既不“入世”也不“避世”，而是“游世”的哲学思想，成为了他们在面对困境时的精神慰藉。有的人出于本性主动追求这种境界，如那些静穆深沉的贤者；有的人则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后，寻找庄子的哲学作为精神港湾。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寻求心灵的自由和超越。

庄子并非神祇，他的德行和修为也并非一蹴而就。正如鲁迅所说，即便是天才，他们的初生也如普通的婴儿。庄子的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源于他自身仕途上的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说，官场上的种种纠葛，恰好使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超越了世态常情的束缚，达到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中国读书人的苦闷和烦恼，大多源于社会世态的变迁。作为个体，他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体制。传统的认知理念使他们认为，只有成为官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才能不被边缘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争相挤进仕途，挤得头破血流。在这种情况下，标榜“精神自由”或奢谈“人格独立”似乎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往往决定着他能保留多少自然本色和心灵自由。像庄子、陶渊明等人，因与官场纠葛较少，他们的精神自由空间相对宽阔，可以逍遥自在，梦蝴蝶、鼓盆而歌。对于那些热衷于官帽、期待着天上掉馅饼的读书人如李太白、苏东坡等，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

庄子的走运，源于他仕途上的坎坷，使他避免了“失足”的尴尬和“沉沦”的危险。庄子并非一开始便清高潇洒，他也曾涉足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漆园吏”，这个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的小科长，不仅收入不多，而且事情繁琐，责任重大。这样的生活既没有了读书抚琴的闲适，又丧失了吟诗作画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当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生产和质量都受到国家的关注和重视，这意味着庄子必须应对上级官员的考察和监督。这样的生活让生性自由的庄子无法忍受。

最终，庄子选择了离开官场，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超越。他的哲学思想，为那些渴望心灵自由的读书人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向往的榜样。庄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摆脱世俗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体现。自古以来，陶公柳便以其飘逸风骨，演绎了一出出辞官归隐的佳话。陶渊明身为县令，正处权力巅峰，却毅然挂冠而去，归隐田园，种豆南山之下，体验自食其力的乐趣，“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的选择昭示了一种对权力与地位的淡泊，追求内心自由的境界。

而庄子的选择更是令人费解。他身为漆园吏，官职虽小，却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洞悉了官场的繁文缛节背后的辛酸与无奈，因此早早地辞官归隐。他宁愿去做“涸辙之鲋”，在烂泥沟里自由摇曳，追求“无己”、“无名”、“无功”、“无待”的人生境界。可见，庄子不愿为五斗米而失去自由，他的选择彰显了其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当楚国国君诚邀庄子出任宰相，位高权重，荣耀无比，为何庄子仍拒之门外？宰相一职，位高权重，责任重大，一旦登上这个位置，必将面临无数挑战和压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权力的诱惑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庄子深谙此道，他明白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便会身首异处。历史上的范睢、子玉等功臣宿将的前车之鉴无不警示着庄子。他宁愿选择自由，也不愿踏入这险象环生的权力漩涡。

那么，庄子是否真的对官场深恶痛绝呢？其实也不尽然。庄子成为大思想家后的心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早年他可能并未彻底拒绝官场的诱惑。庄子内心真正追求的，恐怕是一种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中等官职。这种官职既能让他享受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又不必承担过重过大的责任，可以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庄子曾言，做人要把捏分寸，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种思想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做官问题上的态度。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如《岳阳楼记》、《前赤壁赋》等永垂不朽的篇章，都是在作者担任中不溜儿官员时写成的。对读书人而言，当不大不小的中官，或许是“入世”与“出世”两不相误的较好途径，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理想选择。

庄子身上这种“材与不材”的中官机会一直未曾出现。他最终选择了彻底杜绝仕进的念头，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场与态度度过余生。他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自己的天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位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视千古、伟大不朽的思想大师。他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精神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