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对当代的启示有哪些 政策形成的根源在

当代社会，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便历经两千多年，中国仍被视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明显，农村空心化等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党和的首要任务。随着十八大的召开，“新四化”、“四化同步”的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城镇化作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而农业现代化则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大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确保农民的权益得到依法维护和保障，有效转移农村人口。

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也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十八大的精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法律的保障下平等竞争。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危机后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可能带来的问题，如“国进民退”，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可能滋生权贵经济，扭曲市场机制，破坏社会公正。在经济活动中应当提供服务，而不是干预过多。健康的、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减少行政权力的社会干预，杜绝“权力寻租”。

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商业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不同。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对商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唐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有所松动，但封建统治者仍然对工商业发展持保守态度，经常对商人进行盘剥，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李悝作为法家的始祖，对农业和工商业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主张重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反对过度发展工商业，认为这会对农业造成损害。他提出了“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等措施来保障农业的发展。尽管李悝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但他的重视农业和保障农民利益的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农业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权益。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工商业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农业是立国之本，农民是国家的重要支柱。我们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发挥的积极作用，确保国家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上商业政策演变的意义和价值。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通过研究这些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和原因从而更加明智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历史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适合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让他们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建议和决策支持。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公民的教育普及让他们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增强他们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共同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总的来说我们必须以历史为鉴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探索创新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李悝提出的“禁技巧”政策，不仅禁止了某些技巧的实践，同时也限制了相关产品的流通。这一政策反映了从春秋时期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转变中，重农抑商的趋势逐渐显现。

探寻这一政策的形成根源，要追溯到中国的特殊地理和经济条件。中国地处东北亚，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使得种植采集成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相比之下，古罗马因其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航海业和海上贸易较早兴起，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使得农耕生产方式难以被其他生产方式所取代。与之相适应，“重农抑商”政策的上层建筑在封建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政治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一切财富资源归君王所有。商业的繁荣可能威胁到国家对资源垄断的地位。一旦发现工商业有利润可图，便会收归官营，禁止私营。商业的发展可能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威胁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统治者主张“省商贾，众农夫”，以维护农业为立国之本。统治者还担心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可能形成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叛乱势力。

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还与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古代中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东方农业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文化强调等级、秩序和均平。商业经济的发展可能导致两极分化，威胁小农社会的均平、停滞的生活。“重农抑商”政策符合中国古代文化价值准则，有助于维护和实现静态的文化秩序。

“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根源可追溯到中国的特殊地理和经济条件、特殊的政治制度以及特殊的文化因素。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要认识到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政策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