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在历史上的变化分别有哪些 政策的影响

随历史脉络下的商贾浮沉

探寻古代中国的经济脉络，不难发现商贾的身影在其中游走，但他们的地位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让我们一起穿梭时光，回顾这一变迁。

先秦时期的“奖耕战”与“抑商贾”观念初现

追溯至商代，农业已成为社会的主要部门。西周时期，大规模组织奴隶集体劳动，农业产量提高，手工业部门分工明确，商业逐渐崭露头角。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商贾的存在往往被视为次要之事。“奖耕战、抑商贾”的观念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周礼》虽有“司市”之官，却无抑商之倾向。

秦至隋唐：“重农抑商”政策的确立与调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重农抑商”政策逐渐确立。秦律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农业生产的规则，同时对商业活动施加限制。汉承秦制，抑商政策持续下去。在这一时期，虽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市场管理、物价控制等经济立法逐渐完善，但重农抑商的政策依然稳固。唐代虽然有一些针对商人的法令，如禁止工商之人乘马、对富商征收重税等，但在国家财政匮乏时，也会借助商人的财力。

宋元时期：抑商与专卖制度的强化

宋代商业发展空前，市坊制度被打破，商贸活动不再受地域或时间限制。因财政匮乏，国家开始实行专卖禁榷制度，对众多商品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垄断。除了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都被列入禁榷之列。宋代经济立法以盐、茶、酒等为主要对象，实行官营专卖禁榷制度。

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延续与调整

进入明清时期，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尽管海上贸易对自然经济产生冲击，但从未完全断绝海外贸易。明朝的“隆庆开放”促进了萌芽经济的发展。清初为镇压抗清力量，实施了严厉的禁海令，使海外贸易几乎停滞。清朝后期，有限的海外贸易被严格掌控。明朝的“海禁”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

主要表现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反复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业为末业；二是推崇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靠天吃饭，财政主要依赖于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商业活动不断演变和发展，但这一政策始终贯穿于古代中国的经济体系之中。政策的影响：历史变迁中的农业与商业之争

战国时代，诸侯国为增强国力，纷纷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在此背景下，李悝的《法经》应运而生，其中的“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经济政策成为焦点。这些政策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还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一系列保护农业的法令被颁行。

鼓励农耕生产成为重中之重。士兵被鼓励复员回家，流民被要求返回故乡，恢复原有的田宅。对于努力生产的人，他们会得到土地的赏赐。因贫困而自卖为奴婢的人，会被免除为平民，从而增加劳动人手。四年令还会推选努力生产者，免除其服役义务。为激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甚至设置了孝悌力田官。为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两汉还多次颁令解放奴婢，严禁伤害劳动力。

放宽土地限制也是一项重要措施。允许民众垦荒，迁徙至富饶地区以鼓励农耕生产。汉初的“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政策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随着文帝两次减半田税，并免征13年，景帝时期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政策。兴修水利也是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汉朝制定了关于农田灌溉的法规，如左内史和南阳太守都曾制定规则，确保水利资源的合理利用。

自15、16世纪起，“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显现其影响。尽管西方商品经济也曾遭受破坏，但在多元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支撑下，商品经济仍然顽强发展。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统治者运用法律严厉打击商人及私营商业，扼制了早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清初，统治者继续推行抑商政策，用高压手段禁锢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和“工商皆本”、“农商皆本”的思想。

正当清推行禁海令和限制矿冶业时，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却蓬勃发展。封建统治者们固守“重农抑商”的政策，用政权和法制力量摧毁和阻止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使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未能得到发展。这种局面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的腐败也随之加剧。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做法，使国家在日后变得落后。

反观日本，在遭受侵略后迅速变法图强，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大力发展工商业，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强国。这一对比更加凸显出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负面影响。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必须相辅相成，只有在两者和谐共存的基础上，国家才能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