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字狱的起源与发展
这个词，本为国人独创，虽都说起源很早，但若真要追溯其最辉煌的开始，或许应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那时因文字而招来的灾难，让儒生们倍感聒噪，甚至因此遭受埋没。
详细论起，古代中国因言获罪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臣子向皇帝进言时触犯了皇威，从而被降罪。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因言论问题被有关部门察觉，进而被告发至皇帝面前，导致身陷囹圄。
第一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尤其在那些不讲理的年月，与皇帝对话的风险极高，尤其是遇到暴君时，连拍马屁拍不好都可能丢掉性命。但话说回来，这种风险多少是臣子们自找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如果是言官，更是职责所在。做什么都有风险，做官也不例外。
许多臣子为了规避风险，选择模棱两可的话语，含糊其辞，或者干脆不说话。但总有一些人，觉得必须讲话，即使讲的可能是皇帝不爱听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行为似乎是在“找死”。这些人求的是死后的名誉。所谓“文死谏”，自己虽可能累及骂名，却能为皇帝留下青史。
反过来，今天人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在古代其实并不多。尽管说皇帝专制统治，但真正专制到家的皇帝并不多。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检查机关，文人写了什么，是否印刷出版，皇帝可能都管不过来。真正在乎文人文字的皇帝，大多出现在某些特定时期，如少数民族当家时。这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镇压汉人士大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文人墨客的地位在那个时候可能低至八娼、九丐之下，他们甚至靠写小曲编杂剧来维持生活，但在他们的剧本中却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刺。在金元时代，汉人文臣因文字而遭祸，往往是因为他们过于文雅的拍马屁被异族皇帝误解，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汉人自己的皇帝中也有懂行的，如果他们看到了某些大不敬的文字，同样会生气。但相对来说，特别敏感的人并不多，不会见到某些诗句就认为是对清朝不利。这样的事一般需要专门的御史来检举，而在那个时期，御史并不常管这种事。真的管了，多是因为党争或是某些人的言论过于离经叛道。例如李贽案，他的言论过于强硬，得罪人太多，最终引发了文字狱。古代的文字狱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它主要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即便对于李贽与苏轼的遭遇，文字狱的处理看似并不严厉，但庄廷案却是清朝第一宗惊天文字狱，其残酷程度令人震惊。这是一个富家子弟为了追求留名后世的梦想，竟购买他人稿本，雇人删改，最终却引发一场大祸。
此案始于一个闲得的富家子弟的突发奇想。他想要通过立言留名，却发现自己并无此本事，于是他便购买了朱国祯的明史遗稿，雇佣他人进行删改。这一举动却被一个曾被革职的知县吴之荣告发，引发了一场轰动江南的大案。
据说，吴之荣原本只是想借此机会敲诈庄家一笔钱财，以便贿赂上司谋求复职。庄家并未如他所愿，于是事态逐渐扩大。此案的严重性导致了全案牵连上千人，七十多人被杀，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庄廷虽已去世，但其尸体被剖开戮尸。他的弟弟庄廷钺作为家族的唯一幸存者，也被凌迟处死。整个家族被牵连其中，男丁被杀，女眷则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
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被庄家请来作序、校阅的名士，很多都未曾真正看过书稿，却也被一网打尽。连书的刻工、发售者以及购买者都一并被处死。当年的刻工，很多人连字都不认识，只是被人雇来干活，根本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否有犯禁内容。他们却无端遭受了这场大难，丢了脑袋。地方官从巡抚到学校教官，也纷纷被杀或流放。
这种株连之严重，简直创下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晚清人许指严曾言，这种事情放在其他朝廷，顶多不过焚书劈版、罚款褫夺功名而已。但在清朝，其处罚之严厉令人震惊。仅仅是因为书中有些地方按照汉人的习惯，将满人视为狄夷，就被视为大逆不道，需要按照谋反逆罪来追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和造反案件。满人的皇帝对于文字禁忌极为严格，哪怕只有一个字触犯禁忌，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江南的士人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而遭受了惨重的灾难。更为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这开了一个鼓励告诘、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清朝的皇帝与近代的相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和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和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谁敢提批评意见，轻则发配、重则杀头。在西方的冲击面前，清朝的知识界在应对外部变革时显得力不从心，皇帝和士子都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这种残忍无道的文字狱让士大夫们失望已久，使得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在面对西方介入时丧失了反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