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鲁迅收入那么高为何不纳税？
从鲁迅的薪资看，他的收入在当时的背景下堪称丰厚。从1912年至逝世前的岁月，鲁迅的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且经济无忧。鲁迅的薪资状况引人关注，特别是在现代收入转换的对比下，更是令人瞩目。尽管鲁迅的收入极高，但关于他的税务缴纳情况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鲁迅的高收入和他几乎未缴纳个税的故事。
陈明远曾详细计算过鲁迅的收入状况。在前期，鲁迅在北京教育界担任公务员的十四年间，他的总收入相当于现今的328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他当时的月收入已经堪比现今的2万元人民币。而在中后期，鲁迅在厦门、广州做大学教授以及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的时期，他的年收入和月收入依然十分可观。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鲁迅都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人群。
高额收入的鲁迅的税务缴纳情况却引人注目。让我们回溯到1914年，那时的北京效仿日本，颁布了一份《所得税条例》，意图对个人的薪资等收入开征所得税。尽管条例已经颁布，但由于种种阻力，这一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实施。事实上，仅在1921年，曾试图先行征收官吏的俸给，但结果仅征得10310.67元，这场短暂的征收行动很快便告终止。
鲁迅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的身份，在这场短暂的税务变革中或许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由于历史背景和政策执行的问题，鲁迅几乎未缴纳过个人所得税。这一点也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和思考：在当时的背景下，为何税收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为何鲁迅几乎没有缴纳过个税？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隐藏在历史深处，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更令人惊叹的是，以猪肉购买力为标准计算，鲁迅的收入购买力在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以猪肉价格作为普通生活成本的参照物，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收入在当时具有极高的购买力。这也进一步突显了鲁迅的高收入地位以及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鲁迅的高收入和他几乎未缴纳个税的故事，不仅揭示了历史背景和政策执行的问题，也让我们对这位文学巨匠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故事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历史的洪流中，鲁迅这位文学巨匠自参加工作起至其生命终点，他的税务生涯可谓别具一格。从1922年至1936年，北洋及国民虽有意征收个税，但始终未能如愿。尽管鲁迅的收入颇为丰厚，但他却几乎未缴纳过个人所得税。
鲁迅未曾担任过国民公务员，也不是党员，因此并未受到对公务员及党部工作人员的所得捐的影响。实际上，除了在1921年缴纳过不足25块银元的税之外，他的生涯中几乎未有过个税的缴纳记录。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才正式开征个税。这时，如果一个人的月收入达到4万，需要缴纳的税额高达1922元。这样的制度在民国时并不普遍，甚至可以说是异常。费正清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不征所得税加重了普通人的消费税负担，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那么，为何民国时期征收个税如此困难呢？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阻力。
是民意的抵制。以1921年的所得税征收实施工作为例，当时仅从公务员身上征到1万多元，这一尝试最终成为了一个笑柄。这其中，有组织的民意抵抗是主要原因之一。全国商会联合会等组织在《申报》上公开表示否认当时的所得税政策。他们指出，所得税的细则存在不公平之处，要求先废止其他恶税，并切实履行保护工商的政策。简而言之，当时的工商界非常注重税收背后的契约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前提下，人民才会承认并缴纳新税。
征收个税的困难也与客观环境有关。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局势等均对税收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影响。
在遥远的1929年，财政部聘请的美国甘末尔顾问团，其中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E.W.Kemmerer，他在货币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在华夏大地进行了深入调查后，对国民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不要推行所得税。这一建议的背后，隐藏着三条深刻的理由。
从经济角度看，当时中国的新式工商业尚未充分发展，税源有限，这就使得所得税的推行变得困难重重。技术上的难题也显现无疑。没有大规模的新式工商业，就难以普及新式的簿记制度。由于当时缺乏健全的记账、查账制度，同时国民也没有详细、精确的人口调查、职业调查以及收入调查，根本无法征收所得税。行政上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国民缺乏合格的税务官僚团队，加之租界及地方军阀的影响，行政权难以统一，避税、逃税的手段层出不穷。
因为以上所述的两个主要原因，直到关键的1936年，国民仍然只对公务员及党务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那一年，因为对日备战的紧张局势，国民不得不提出征收所得税。孔祥熙曾明确表示，我们身处非常时期，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未雨绸缪。虽然民族存亡的危机激发了民意的共鸣，使得抵制声音消失无踪，但由于客观环境并未改善，所得税的征收总额依然极低。在战争期间，所得税收入仅占岁入中不属于借贷收益的3%-4%。
提及鲁迅，他在1936年10月离世，未能赶上为抗战缴纳个税。按照1936年底国民制定的个税税率标准，并参考1927-1936年间鲁迅的月均收入，我们计算出他每月需缴纳的个税金额。鲁迅当时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4万元。也就是说，若他未去世，在抗战爆发时，每月收入4万元的他，需缴纳1922元的个税。这一税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重。
国民在宣传中曾公开表示，税收的多少并非其主要目的，他们更看重税收的政治意义。所得税的实施被视为培养民族道德的重要工具。通过税收，可以判断国民是否愿意爱其国、能爱其国。
在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开征进程中，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和官民交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魏文享在其著作中详细探讨了这一主题，让我们深入理解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情况。崔敬伯在《所得税实施问题》一文中，也对所得税的实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1927年至1937年的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阿瑟恩杨格详细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经济状况。而在同一时期，1936年的个税征收办法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这个办法，课税方法采用的是超额累进制。对于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从事各业的人，他们的薪给报酬有一个明确的纳税标准。
具体来说，每月平均所得未满三十元的人不课税；收入在三十元至六十元之间的人，每十元纳税五分；超过六十元至一百元的人，其超过的部分每十元课税一角；超过一百元至四百元的人，每超过一百元的额度，每十元追加一角；超过四百元至八百元的人，每超过一百元的额度，每十元追加二角；而超过八百元以上的人，每超过一百元的额度，每十元的税额都会有所增加，直到每十元课税二元为最高限度。
对于每月所得之超过额不满五元的人，其超过部分却是免税的。这种细致的划分显示了中国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谢霖在《中国现在实行的所得税》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制度。对于鲁迅这样的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否需要纳税以及如何纳税，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事实背后可能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税收政策的具体执行、个人的收入结构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们是否真正需要纳税。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同探讨这一话题的背后故事。
以上内容生动且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相关问题。从魏文享的探讨到具体的个税征收办法，再到鲁迅收入纳税的趣谈，都为我们展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的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