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强大文化和经济的宋朝“艺术皇帝”宋徽宗
宋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评价的时代。人们读宋史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泪，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太多的沧桑和变迁。
明代王夫之曾批评宋代，国史大家钱穆更是认为宋代是汉唐宋明清五朝中最为贫弱的一环。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宋代似乎总是在面临挑战和困境。尽管在制度和军事上受到批评，宋代在文化经济方面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华夏民族的文化在宋代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无疑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经历了从盛世到靖康之变的巨大转折。靖康之变是了解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一事件使得数千名宋代宗室被迫北上，对于坚持南宋为天命的汉族后人来说，这种耻感至今仍然刻骨铭心。离开宋徽宗，我们很难全面理解宋代的历史。
宋徽宗统治的时期，可以说是宋代最为繁荣的时段之一，然而这位皇帝最终却沦为亡国之君。在历史和小说家的笔下，宋徽宗的形象往往与昏庸、灾难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诸如花岗岩、李师师等花边流言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印象。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对宋徽宗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从海外视野来看，宋徽宗的形象未必那么晦暗。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其著作《宋徽宗》一书中，尝试从宋徽宗的视角展开论述。她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同情和理解。皇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在权力面前，他也有自己的无奈和困境。在伊沛霞的笔下，宋徽宗在登上皇位之初就面临着激烈的新旧党争，他尝试改善派系斗争却无力改变根本格局。这些斗争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残酷的影响。即使在金朝的控制下，宋徽宗也尽力保持了自己的体面。他的个人修养令人佩服，他的失败也令人同情。他的艺术家特质被还原出来，展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皇帝形象。
海外学者针对宋朝历史的著作，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读者来说，不仅是历史的普及读物，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世界的窗口。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这些书籍或许在材料和信息的丰富程度上并不带来太多惊喜，但其独特的框架和细节描述却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伊沛霞对宋朝持有善意的视角，她的著作充满人文主义色彩，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中立的视角去看待宋徽宗乃至金朝的历史。阅读她的书，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没有惯常读宋代历史的压抑感。
谈及宋朝失败的原因，军事上的失利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伊沛霞在《宋徽宗》一书中也提到，从军事角度看，宋金之间似乎并无对抗的可能性。这一观察反过来也说明，徽宗的一些行为并非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徽宗、蔡京甚至童贯等人，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从军事角度深入思考，我们可以探究宋代失败的制度根源。金朝等游牧民族的军事成功，并非因为他们更野蛮，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为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社会制度。封建制度与科层官僚制度的差异，是二者之间最为显著的区别。其中，财政与军事方面的差异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伊沛霞虽对此着墨不多，但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探讨。
伊沛霞的叙述有时也显得过于温情脉脉，整体穿透力方面可能有所局限。例如，她试图通过西方宫廷的支出和资助艺术家来为徽宗的大兴土木辩护。这种做法显然混淆了君主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的区别。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在我的著作《白银帝国》中，我曾强调东西方内府财政的差异，这一点不亚于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异。在西方，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他们用自己的钱来赞助艺术或征伐邻国。这种封建制的差异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相比之下，中国皇帝往往深居宫中，远征往往被视为失德之举。而欧洲君主则通过打猎和巡游来树立权威，加强与各路贵族的联系。宋徽宗接见金朝使者时表现出的礼节性，显然与欧洲君主的风格有所不同。
当阿骨打与宋朝使者交流时，展现出了强烈的主动性和对谈判的热爱。这种互动让人瞩目。
回溯到我们谈论的财政话题，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财政背后的制度差异，特别是古代封建和君主专制的不同。封建一词，虽源于日本历史学者的翻译，却常使许多读者误解中国的封建历史。实际上，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汉之后已经瓦解。从既封且建（拥有爵位、土地和世袭权利）到封而不建（没有分封和世袭），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财政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中央手中进行管理。当我们讨论财政制度时，必须明确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用途。
中国的财政制度与西方有所不同。早在古代，国家和君主的财政就有明确的区分。汉代的大司农负责管理国家财政，主要收入包括田赋和徭役等，而少府则负责皇室财政，主要收入来自山泽税和贡纳等。这种区分在汉代之后逐渐模糊。唐宋时期，这种区分已经不够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府侵蚀国库的情况时有发生。也就是说，皇帝的私人金库不断地侵蚀国家财政。朱熹曾指出，那些名义上容易获取、数量较多的钱财，往往被归入内藏库和封桩库，而只有名义不好、难以获取的资金才会被划归户部。
在《白银帝国》中，我分析了宋代内藏虽然有其补充国库的传统，但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库的一种隐性分配，甚至加强了宋代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宋代内藏逐渐成为了内廷的主导。原本应该掌握内库情况的国家财政最高机构——三司（度支、户部、盐铁），逐渐失去了知情权。这种情况导致皇帝对财权的支配和渗透更加直接。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徽宗奢侈的生活并非个人特点，对其劳民伤财的指责也非空穴来风。
更为重要的是，宋代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并非皇帝个人因素，而是军事开支庞大。宋代军队数量最多时曾达到120万人，较之前朝代有大幅度增加，这也导致了宋代财政的长期紧张。燕云十六州：徽宗的雄心与宋朝的转折
财政与军事相辅相成，是国家命运的两大关键。谈及宋徽宗，很多人会想到他的昏聩无能，但若深入探究，你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位有志于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的君主。他的悲剧和宋朝的转折，源于他强烈的志向——夺回祖宗期待的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西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五代十国时期被割让给契丹，对于宋朝来说，夺回燕云十六州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更是政治正确性的体现。这一点，不仅仅是徽宗个人的愿望，更是整个宋朝政治中的共识。
回溯历史，宋太宗时期就开始为收复失地积极筹备财政，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赎回这片土地。石晋割让幽蓟，使一方百姓陷入外境，这令宋朝君主深感痛心。他们表示，若契丹愿意归还土地和百姓，他们将不惜花费重金赎回；否则，将散滞财、募勇士，强行攻取。
燕云十六州的争论在北宋朝廷中持续了很长时间，与新旧党争紧密相连。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其动机就源于此。而司马光则以祖宗之法不可变和王者不治夷狄的观点来反对这一雄心壮志，实为寻找放弃的体面台阶。
无论是对燕云十六州的渴望还是对辽国的态度，对宋朝来说都至关重要。失去燕云十六州和辽国的缓冲作用，直接导致了金国的入侵和蒙古的南下。遗憾的是，宋徽宗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急于收复燕云十六州，却引发了北宋的灭亡，宋朝不得不大幅向南撤退。
这位君主的雄心壮志，在历史的洪流中显得如此悲壮。他的决策失误和急躁情绪，导致了国家的灾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国家统一的渴望和对燕云十六州的执着追求，展现了其作为一个君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了变数，一个人的决策往往关乎国家的兴衰。宋代城市文明的高峰与失败的真正原因
当我们谈及宋代，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宋徽宗与其在城市文明方面的贡献。当我们深入探讨宋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时，会发现其背后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说到宋代的失败，很多人会归咎于宋徽宗的个人因素。但实际上，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靖康之变是中国胡汉文明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视为南北融合的代价。南宋的偏安并非毫无价值，它促进了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中国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曾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划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期是从远古到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这一时期主要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外来的血统与文化并未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而第二周期，则从公元三八三年至今，北方胡族的多次入侵和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这一历史时期显得尤为独特。
靖康之变给当时的社会带来的耻感，远超永嘉之变和安史之乱。金人被宋人描述为野兽，宋代宗室作为降虏的待遇自然不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待遇并非仅由金人创造。伊佩霞引用了罗文的说法，这种受降仪式实际上是金国朝廷中的汉人专家根据中国的古籍拼凑而成。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郑伯肉袒牵羊投降楚庄王的先例。
如果我们抛开汉人的思维，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金国和辽国的疆域广大，其在海外的认同不低于南宋。金朝的儒化程度并不低，对战争和谈判的操纵手腕也十分高超。或许，正是金人的高度文明，刺痛了宋人及后代汉人的隐秘耻感。
在探讨宋代城市文明的高峰时，我们不能仅关注其表面的繁荣和辉煌，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宋代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宋代的历史并非只有失败和耻辱，也有其独特的成就和价值。宋代，一个军事失败的印记深深烙印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失败的实质，体现在兵制上，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时代困境。从唐代的藩镇经验中汲取教训，宋代通过文官制度压抑武将，导致军人地位与战斗力逐渐下滑。这种境况，实际上是汉代以后兵制弊病的延续，依赖番兵或者缺乏真正可战之兵。钱穆曾指出，宋代的尚文轻武风气，以及“好男不当兵”的社会观念由此开始。这样的状况，与社会结构息息相关，而科举制度便是推动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
科举制度，展现了两面性。宋代给人留下的文人主政的印象，实则源于科举新贵的崛起。这是一个平民社会的时代，经济力量的庞大却无法有效转化为致命武力，使得宋代在遭遇进攻时显得捉襟见肘。对比南北朝，传承儒家正统的并非晋朝，而是北方的大家族。唐宋之后，门阀士族的消散，科举制造就了新一代文人。这一制度方便了皇帝与官僚科层的结合，但在军事效能上却显得不足。宋朝的风雅背后，是集权倾向与阶层变异的体现。放在科举制度的背景下，这种现象便不难理解。
底层白丁文人的兴起，意味着几代人就能改变社会形态。平等固然是好的，但可能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对阶层的冲击。贵族与门阀的消逝，使得只有皇帝的亲族作为藩屏。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只有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占据主导地位。阶层越弱，皇权越集中，国家的官僚化和社会散沙化也越明显。这其实正是所谓“陋宋”的根源所在。
丞相权力的削弱，也从宋代开始，为日后的君主专制埋下了制度伏笔。类似的情况并非华夏独有。日本战后，明治维新时代的人有精英主义倾向。但当战后平民教育一代走上舞台时，却表现出领导力无能。战前日本人的一两代中，尚分为不同群体，古代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历史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适应和改变，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宋代的故事，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我过去对宋朝怀有好感，也曾在《徐瑾经济人》这个平台上表达过，我自认为可以算作半个“宋粉”。我的喜爱并非源于宋代对文人的优待，而是更看重其经济成就。
既不过度吹捧也不贬低，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宋朝，一个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时刻的时代，甚至被誉为第一个海上帝国。我们需要通过历史，更全面地理解宋朝的丰富多彩与复杂性质。
宋代的文化和经济成就无疑璀璨夺目，令人瞩目。这样的辉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是以消耗前人积累，对后人的影响产生负面影响为代价的？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军事组织还是科举制度，宋朝的初始改革可能初衷是好的，但在日后的演变中却走向了反面。这种变迁，宋徽宗及其同代人可能无法完全体会到其背后的代价，但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问题来了，拥有如此强大文化和经济的宋朝，“艺术皇帝”宋徽宗为何会失败？他的失败是否与其过度追求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有关？是否忽视了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的平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想了解更多关于宋朝的历史和宋徽宗的故事吗？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奇技网。我们将为您揭示更多关于这个时代的秘密。让我们一起探索、一起成长，共同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