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怕老婆而引发的文字狱清代文字狱档案

史上那些诛心——从文字狱看清朝的人性考验

近日，我购得《清代文字狱档》，翻阅之下，发现其中详细记录了清朝的文字狱全程，从民间的告发、地方的上奏，到皇帝的批复、审讯、定案、量刑，无一不备。站在21世纪的舞台上回望18世纪，血雾弥漫，各种声音在其中交织：哭声、惨叫声、幸灾乐祸的冷笑，以及严酷无情的呵斥声。在所谓的“乾隆盛世”的锦绣之上，文字狱留下的污点显得格外刺眼。

合上书页，我远离这片血雾，不禁思考：是因为文字狱的存在，导致中国人做人的门槛被抬高，使得做人成为一门技术活吗？在清代的盛世之中，多少人的才华被消磨在寻求自保之上？

在此，我愿分享其中一个案件的部分审讯记录，与大家共同。

乾隆四十六年的农历三月十八（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在河北保定。一位名叫尹绍淳的男子带来两份报告给皇上。第一份报告是替已故的父亲尹嘉铨向皇上请求追赠荣誉。报告中，尹嘉铨请求皇上记起自己曾经的夸奖，并赐予其父尹会一谥号，希望将这份荣誉永远传承。乾隆皇帝并未欣然接受这一请求，他朱批道追认封谥是国家大典，不可妄求。他念及尹嘉铨出于孝心，免其罪行，并警告他若再不守规矩，将严惩不贷。

尹嘉铨并未止步，他递上了第二份报告，提出将父亲的牌位迁入孔庙，与孔子一同不朽。他再次提及父亲生前推荐的杰出文化人士汤斌，请求将汤斌的牌位与尹父的牌位一同安置在孔庙中。这一请求让乾隆皇帝大为不悦。要知道，进入孔庙是怎样的荣誉？那是对一个人极高评价和认可的象征。尹嘉铨的父亲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这种荒唐的请求就如同三流小说作家想进入法国圣贤祠一样不合理。

这个案件只是清朝文字狱中的冰山一角。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充满了人性的挣扎和无奈。或许正是因为文字狱的存在，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保护上，而非真正地发挥自我才华。这是一种对人性的严峻考验，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