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一条家法8个字：大宋朝提前灭亡100年

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建立北宋，至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负皇帝投海自尽，南北宋共历319年，期间九帝更迭。这漫长岁月中，赵匡胤始终面临三大难题：如何确保江山益寿延年、结束藩镇割据、收复燕云十六州以御强敌。

这位开国皇帝的心病并不轻。晚唐以来，朝廷频繁被强力军人将领篡夺，新建政权极不稳定。赵匡胤在夺权后，深深担忧内部篡权再度发生，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的威胁。中原无天险屏障，时刻受到大辽入侵的威胁。除北方的劲敌辽国外，南方亦有若干独立小国，形势可谓内忧外患。

面对如此多的历史性任务，赵匡胤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如何防止赵宋政权被颠覆以保证皇权延续。他绞尽脑汁设计政权管理体系，颁布了子孙后代必须遵守的家法。这些家法的核心原则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旨在通过立法设规防范弊端，确保江山延续。

那么，赵匡胤及其弟弟太宗是如何践行这些家法的呢？这些家法在宋朝政权体系设计中又带来了哪些先天基因缺陷？

家法的第一鞭是解除“义社十兄弟”等高威将领的兵权。赵匡胤在夺权后的第二年，便解除了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将领的兵权，提拔了资历较浅、易于驾驭的新人。此后，经常调换禁军中的统兵将领，以防范将领与部队结盟。

家法的第二鞭是设置三司职位，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为防范宰相专权与篡权，赵匡胤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以三司使副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以枢密使副分割宰相的军政大权。这样，宰相在国家大事上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家法的第三鞭是“将从中御”，即设置枢密使与军队将领相互制约。为防范将领发动军事政变，赵匡胤设置了枢密使副，与禁军中的高级将领相互牵制。皇帝不仅紧握枢密院的制令之权，还对带兵出征的大将实行“将从中御”的方法，限制其在前线的行动。

家法的第四鞭是“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这一家法旨在彻底束缚文武臣僚的手脚，使其只能循规蹈矩，以不生事为最高原则。这一做法造成了官员间的相互牵制和羁绊。

这些家法的实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皇帝遥控战争的做法导致军事效率降低，前线指挥官受到束缚，无法灵活应对战场变化。在南宋时期，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因为皇帝过度干预前线作战，导致胜利果实得而复失。这些家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但也削弱了宋朝的军事能力，为其后期的衰败埋下了祸根。五、家法第五鞭：重文抑武，以文制武。赵匡胤为了防范军事政变，特别提升了文职官员的地位。这一举措在王朝内外及举国上下都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将那些造反风险较低的士大夫置于将帅等武职官员之上。在关键的封疆大吏职位上，即使是与辽、夏为邻的重要地区，也遵循这一原则：安抚使这样的正职由不能带领兵马的文臣担任，而真正负责打仗的武将则担任副职。这样，军人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官，其气势无法充分展现。这是宋朝家法有意识的设计，让文官制约武官，以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

六、家法第六鞭：实施募兵制，将兵与民完全分开，形成两个独立的人群。募兵制的重点在收养那些失职、犷悍之人。为了社会稳定，灾民、流民甚至市井流氓无赖都被纳入其中，不让他们扰乱社会。这些士兵成为终身不被淘汰的职业兵。宋朝家法还采用了“更戍”制度，每三年更换防地，实现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内防效果。

深入了解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设立的家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六大神器齐下后，最直接的好处是两宋300年的赵宋政权始终稳固，无人能够篡夺。整个宋朝因君主相对内敛宽厚，文化、经济、商业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面对周边异族的入侵，宋朝却步步退缩，最终不敌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我时常思考其原因，并聚焦到赵匡胤设立的家法上。

这套家法虽然使得宋朝政权稳固，但也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它让所有的君臣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守内虚外。面对辽、金、西夏、蒙古等的入侵，宋朝连边境线都不设防，也无法设防。

宋朝军队虽然规模庞大，最高时接近130万人，由80万“禁军”和超过40万的厢兵、乡兵、蕃兵构成，但在辽、金、西夏的眼中，这些军队只是一群容易对付的绵羊兵。士兵素质差，单兵作战能力低，缺乏严格的作练和协同作战意识。每次与宋朝对垒的辽、金、西夏等都对北宋的禁军数量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军队根本不堪一击。

面对外敌入侵，宋朝只能割地称臣、求和。如果当初没有赵匡胤这样的家法束缚，君臣能够锐意进取，把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能力和生产力，那么宋朝或许能够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家卫国。甚至可以将已有的技术转化为国防力量，而不是仅仅在与游牧民族的侵扰中进行低端层面的对峙。遗憾的是，中华文明在宋朝达到鼎盛后却突然停滞不前。赵匡胤是否曾想过他的家法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如果知道今天的局面，他是否后悔当初的决定？答案不言而喻。